1935年，我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市吴城镇一个贫苦家庭。由于生活艰苦，被送去做学徒，每天从早到晚干活，还要挨打受骂，没有工资，也吃不饱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有机会参加了中央税务学校考试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的三水县税务局工作。参加工作后，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，领导找我谈话，鼓励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马上向党组织递交了一封入党申请书。1953年10月，我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1979年7月，蛇口工业区响起填海建港的“开山炮”，始于中国南海边的“春天的故事”拉开序幕。得知这一消息，我无比激动，主动要求调去深圳。1984年5月，我如愿以偿，来到了改革开放最前沿——深圳蛇口。

记得那时的蛇口，“时间就是金钱、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巨大标语牌立在眼前，走在路上，机器轰鸣声、吊车起重声此起彼伏。1985年，深圳市第一个区税务局——蛇口区税务局成立，我担任第一任局长。蛇口工业区工程、项目骤增，用电需求量越来越大，而供电不足的短板逐渐显现出来。1985年，蛇口工业区经常断电，到了5月中旬，供电情况每况愈下，工厂只能轮流开工。外商责难，怨声四起，工业区的信誉受到打击。

不久，招商局和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展开谈判，拟通过铺设香港屯门至深圳蛇口的海底电缆，由香港直接向蛇口供电。但从香港买入的电并不输入国家大电网，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绝无仅有，纳税问题也成为合同能否签订成功的关键。在当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、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，上级部门给予特批，我们蛇口区税务局的党员干部自告奋勇接下解决纳税问题的任务，连续奋战十几个夜晚，反复请示、修改，最终通过了一个各方都接受的纳税方案。解决了纳税问题，合同顺利签署，蛇口用上了“香港电”，成为当时深圳乃至全国为数不多的不停电片区。

随着大量“引进来”的外资企业在蛇口落地，税制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。那时，外资企业适用的税率与内资企业适用的税率不同，令许多有意投资的外资企业望而却步。1985年3月，蛇口计划引进的最大投资项目——中美泰合资经营浮法玻璃厂签约在即。然而由于税率不同，外资企业生产的平板玻璃税负相对更高，外商很不高兴，谈判面临破裂的危险。当时国内没有法律依据支撑“外资企业可以适用内资企业税率”，全国更是没有先例。作为蛇口创业期的税务人，应该敢于尝试！陷入僵局之际，我组织局里一批党员干部日夜研究，调阅了大量可供参考的政策文件，用足、用好、用活国家政策，最终提出了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，浮法玻璃厂顺利点火投产。

回忆往昔，面对一个个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、无先例可循的特殊事项，我们全体税务党员发扬“拓荒牛”精神，蹚出一条条路径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，为深圳腾飞贡献了力量。